原创老实人12-11 01:02
作者:Lei

摘要: 爱默生、梭罗、霍桑、奥尔科特生活在一起的康科德。原文刊发于《北京晚报》11月17日、24日人文版。

(题图:瓦尔登湖上的满月)


       梭罗写:“我们夸耀说,我们属于19世纪,同任何国家相比,我们迈着最大最快的步子。可是想想这村镇,它对自己的文化贡献何其微小。”他所生活的这个名叫康科德的小镇,同时代生活于此的还有爱默生、霍桑、布朗森·奥尔科特、露易莎·梅·奥尔科特、玛格丽特·富勒等等,19世纪中页仍相对暗淡的美国版图上,这个小镇其实尤为明亮耀眼。



(爱默生之家)


爱默生取了手杖

       排在作家和哲学家之前,爱默生首先是个演说家。爱默生的时代,演讲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他演讲所得的费用远高出出版书籍的收入。爱默生一生讲了1500多场次,所得不仅能保证一家老小舒适的生活,还有闲钱购买土地,包括瓦尔登湖旁边梭罗盖木屋的林地。

       爱默生之家与康科德博物馆隔着剑桥路相望,现在仍为家族所有。一栋四四方方的两层小楼,在新英格兰乡间非常常见的建筑样式。1835年爱默生花3500美金买下这个房子。第二任妻子莉迪亚想住在娘家普利茅斯,爱默生说他更想住在原野之中,

婚礼后第二天就带着家人搬到了康科德。

       爱默生要让新家尽可能多地挤满书籍和报纸,还有智慧的朋友。这理想的一切在他搬进去不久就得以实现,主要集中在他的书房。从房子东头的小门进去,右手边是爱默生的书房。书架占去一整面墙壁。每一横格末端有一个抽屉拉手。如果遇上火灾,人们便可以将书一整屉一整屉地抢救出去。1872年这个房子确实遭遇过一次火灾。镇上的邻居来救火,首先抢救的是一箱箱书籍和手稿。灾后朋友凑了一笔钱修复房屋,爱默生在女儿艾伦的陪同下,去了欧洲和埃及旅行。第二年回到康科德时,当地学校放了假,所有人去镇上欢迎他。爱默生无疑是康科德最荣耀的居民。


       书房里的陈设多是爱默生一家住在这里时的样子。梭罗、霍桑、奥尔科特父女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奥尔科特家并不怎么宽裕,二女儿露易莎喜欢读书写作,爱默生准许她借走书架上的任何一本书,还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当面向他请教。奥尔科特家的小女儿梅喜欢绘画,爱默生让她挑选喜欢的画作,拿回家临摹。

       书房正中一张圆形木桌,正对着壁炉。爱默生的笔和墨水摆在上面。他在这里写作,作品包括被称为“美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宣言”的《美国学者》。“我们对欧洲娴雅的缪斯们已经听得太久了。美国自由人的精神已经有胆怯、模仿、驯顺之嫌。”他尤其不满年轻人轻看自己,唯欧洲马首是瞻。他说“怯生生的年轻人是在图书馆里长大的,相信自己的职责就是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提出的观点,却忘了西塞罗、洛克和培根写下这些书时,就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

       《美国学者》跟爱默生散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章一样,原本是演讲稿,结集时做了整理和修订。他也在此伏案写作书信和日记。1855年,默默无闻的惠特曼出版了《草叶集》。作者寄了一本给爱默生征求他的意见。一如很多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对后生宽厚提携,多鼓励褒奖。爱默生写了长长5页纸的回信,夸赞惠特曼的才华,认为他是像《美国学者》中提到的,真正思想独立、发出了美国声音的卓越诗人。这封回信让惠特曼受宠若惊。《草叶集》再版,暗绿的封面,书脊上用烫金的字体写着:我向你正开始一项伟大的事业致以敬意——爱默生。爱默生觉得此举唐突,惠特曼不应该把私人通信这么高调地公之于众。从此他对惠特曼作品持更多批评的态度。

       爱默生每天会在一个本子上记下当天所发生的事及所思所想。1937年他问梭罗:“你写日记吗?”这漫不经心的一问,让梭罗终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爱默生自己的日记出了厚厚的16卷。

       梭罗这个年轻人,在爱默生眼中纯洁、睿智、勤劳。1841年4月,梭罗应爱默生之约住进了他家。现在的爱默生之家,找不到梭罗曾住在哪个房间的痕迹,因为他1847年就搬了出去,而后很多年,这些房间一直为爱默生家人使用着。爱默生的卧室则保留着主人在世时的样子。巨大半拱形窗户让房间很明亮,窗前一把摇椅,一天很长时间可享受到阳光。向窗外望,看得见梭罗种下的葡萄藤。深秋时节,一架枯黄,只有几根嫩枝在风中扇动金黄的手掌。爱默生晚年很多时间在这个房间度过,他深受记忆力衰退的折磨,忘记了很多的人和事,也想不起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这让一直以风度翩翩、能言善辩、有着伟大思想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爱默生觉得羞辱难堪,遂终日闭门不出。

       二楼的儿童房里,最抢眼的是一个巨大的玩具小屋,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用的尺寸,有半人多高、居家用的橱柜那么大。别人家小孩子的玩具屋表现郊区一个中产家庭里的陈设与生活,爱默生的女儿艾伦和伊迪斯的玩具屋要表现的是整个波士顿。这个巨形玩具屋是擅长木工活的梭罗给孩子们做的。梭罗比爱默生年轻14岁,在孩子们眼中,他更像个大哥哥。每次梭罗过来,孩子们听到他的声音,都会从楼梯上飞奔而下。

       从二楼下来的楼梯间,有一张红色绒布面的椅子。爱默生每个礼拜天去教堂都迟到,他说因为找不到手套,梭罗便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楼梯间,专门放手套用。爱默生的帽子和手杖挂在楼梯背后,这样他总能取了帽子和手杖一转身就找到爱失踪的手套。手套问题得以解决,爱默生去教堂迟到的问题并没有。这不奇怪,爱默生去教堂迟到的根源是他对宗教的迟疑。他说“上帝的替身走了的时候,真正的上帝就来了。”1838年7月15日,哈佛神学院邀请爱默生去做毕业演讲,他直言“一旦讲坛被一个形式主义者篡夺,膜拜者便受骗上当,闷闷不乐。”这次演讲还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什么礼拜天去教堂总迟到:“现在牧师的安息日已经失去了自然的辉煌,它不可爱。守完以后,我们反而感到高兴,我们甚至坐在自己的长椅上能为自己守一个好得多、神圣得多、甜美得多的安息日,而且就是这么做的。”演讲之后,他被指责成无神论者和青年思想的投毒者,此后的30年,他没收到过哈佛大学任何的演讲邀请。与仪式化了的宗教和失去了本真面目的上帝相比,爱默生更重视个人。他的散文所涉内容庞杂,所有的内容他自己一言蔽之,即“个人的无限性”。“世界等于零,人就是一切。你身上有一切自然的法则,你身上沉睡着全部的理性。”

       爱默生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牧师,他对教堂远没有对自然的热情大。在他眼中,每个自然物,如果观察得当,都展示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爱默生取下他的手杖,往西北走是去教堂。他更喜欢穿过后院的草坪,沿着林间小道,一路向南,径直走到瓦尔登湖。爱默生去自然里与上帝相遇,而不是去教堂里。他说“我们对自然有多陌生,与上帝就有多远。”

       爱默生对自然不乏温情的表白:“站在空地上,沐浴在快乐的空气中,我仰头望向无尽的天穹——所有狭隘的自我消失了。我变成一个透明的眼球。”更多时候,他更强调自然对人类精神的映射、对人类道德的影响,自然是上帝与人类的传话人。上帝创造云朵、海洋、树木等任何自然物时,旁边都有一个巨大的理念存在。这也让他锦句连篇的散文像一块块坚硬的思想晶体。

       爱默生在自然里思考,感受到一种思想的美感,而后生出爱。梭罗对自然是无条件的爱,哲思不是目的,是爱的附属。这种附属地位并不抵消其深刻性。爱默生坐在书房里写:“那无言的树木开始说服我们跟它们一起生活,放弃那种郑重其事的烦琐生活。”梭罗却搬进了森林。

       爱默生写“对智者来说,自然决不是一个玩物。鲜花、动物、山峦愉悦了他纯真的童年,也映射出他睿智的盛年。”对梭罗而言,自然与他相互愉悦、彼此映射。

       “我对自然毫无敌意,只有童稚的爱。我就像玉米和甜瓜一样,在温暖的晴日里生长”——爱默生在《论自然》里写,怎么都更像梭罗口中说出的话。这样的话在《瓦尔登湖》里俯拾即是。爱默生与思想深邃又饱含爱心的农夫是同类,梭罗的同类是豆子、黄栌、野鸭、赤松鼠。(梭罗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怕是有人认为他的主张是要人类退化到土拨鼠似的生活,这话不完全错,像土拨鼠一样的生活不是问题,需要好好辩论的是,人类“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是不是比土拨鼠的更为高尚。)

       从爱默生家的后院,经过磨坊小溪、仙境湖、布里斯托山冈,过瓦尔登路和麻省2号公路,进入瓦尔登湖州辖保护区,穿过林地,可到达梭罗建在瓦尔登湖边小木屋的遗址。这条近3公里的林间小路,是爱默生和梭罗常年散步的地方。镇政府在这条路上设置了“爱默生-梭罗步道”的圆形路标。梭罗在夜间迷路的时候,放弃用眼睛寻找,用手和脚探路,摸着熟悉的树枝走回家去。现代人,借助路标。



(从爱默生家去瓦尔登湖的步道)


徒步去瓦尔登

       从爱默生家的后院出来,走过一块大绿地,就到了一片金色的树林入口。秋天的树木是会发光的。踩在小道上,枯叶发出飒飒的响声。走不多远,地表变得潮湿起来,有的地方铺设了木板。步道旁长满了柳叶菜、水金凤和乔派草,春夏季节来这儿想必满眼繁花。现在只有香蒲,举着棕色的毛蜡烛,有的裂出白絮。一座秀气的木板桥横跨磨坊溪。

       沿着步道经过康科德冰厂,进入哈珀古德·赖特公共林地,先是明亮的椴树和枫树林,转过一道弯,树林突然变暗,视野被笔直修长的古松占据。林间不时看到有人用树枝搭了简易营地,蘑菇遍地都是,像野花一样从地上冒出来,顶开覆盖在其头上的落叶。出了松林不远是仙境湖。很多第一次走这条步道的人透过树木的枝叶看到湖水时误以为是瓦尔登。梭罗曾带着爱默生家和奥尔科特家的孩子们在这一带采浆果。梭罗是浆果专家,他知道哪里能收获丰富的黑莓、木莓和越橘。年轻的梭罗为谋生做过不同的尝试,他总结为一些“可悲的经验”,尝试失败后,就严肃地想“还不如去拣点浆果,这我自然能做到,那蝇头微利对我也够了——因为我最大的本领是需要极少。”他住在瓦尔登湖边的两年多时间,常会上山饱餐一顿浆果,还摘一大袋子拎回木屋,接下来几天继续食用。



(仙境湖)


       镇上的老居民说,仙境湖本是个无名小湖,这叫法始于梭罗。梭罗曾对附近林肯镇的弗灵特湖之名颇有微辞。弗灵特是湖主人的名字。梭罗认为用一个污秽愚昧的人来命名是玷污了湖泊,不如用湖里的鱼,湖上的飞鸟,或湖岸野花的名字来命名。梭罗对农人没有敌意,他不满的是弗灵特对这个湖唯一的兴趣仅在一张地契,如果湖底的淤泥可以卖钱,愿意掏干湖水,这种不洁的欲望诅咒了整个湖岸。他与瓦尔登则是共同生活,各自的生命和灵魂互相交织。仙境湖比瓦尔登湖小得多,抬头便尽收眼底。水上零星漂浮着睡莲叶子,湖岸的树木华丽如火焰。湖水宁静清澈,天上的云和岸上的树倒影清晰,几片落叶飘到水上,激起圈圈水纹,湖面变出了一幅莫奈。

       沿仙境湖岸边的小道向布里斯托山冈走,有一个写着布里斯托泉的地方。梭罗上午在地里劳作,中午会到这个泉水边,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两个钟头,吃午餐,再读会儿书。他在这些林地或走或坐,或阅读或思考,或什么也不做,自在得像在自己的园地。早年间,他在康科德和附近的村镇有目的地走来走去,想买一块自己的田地。相中一个叫霍尔威尔的地方,钱都付过了,开始选种,找来木料准备做独轮车,原来地主人的妻子突然反悔,要赔给梭罗十块钱,把地再买回去,梭罗没有收钱,将田地以同样的价钱又卖给了他们。一分田地没有,他反而轻松了,因为那地方的风景他“每年都得到丰收,却不需要独轮车来载走。”唯一的一次“失足”让他醒悟“执迷于一座田园,和关在县政府的监狱中,简直没有分别。”我沿着梭罗散步的路径,能体会到他行走在这些不属于自己的林地时感受到的空前的自由与满足。梭罗从来没有过一种严格的隐居生活,他时常经由这条小路回到村镇,有时候买东西,有时候仅仅为听听村子里无止境的闲话,他说每个村子都是一个新闻编辑室。

       19世纪时完整的步道如今被公路隔断,从布里斯托山冈走出来,要穿过瓦尔登路和麻省2号公路,才能把林间小道接续上。进入瓦尔登州辖保护区,一块写着“梭罗的豆田”的牌子立在林间空地上。没有牛马、雇工,也没有好的农具,只有一把斧子一柄锄头,梭罗“工作得特别慢,也因此跟豆子特别亲”,他把这卖力而自尊的劳作比做一桩赫拉克勒斯的小小劳役。他翻地、播种、锄草、补苗,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驱赶土拨鼠。他眼见土拨鼠肆无忌惮,像松鼠一样坐在他的地里,大嚼豆荚。有一只估计将他的豆子们蹂躏得过于悲惨,梭罗一怒之下把它捉住煮了吃了。

       梭罗写“我为什么要种豆呢?只有天晓得。整个夏天,我都这样奇妙的劳动着——在大地表皮的这一块上,以前只长洋莓、狗尾草、黑莓之类,以及甜蜜的野果和好看的花朵,而现在却生长豆子了。”从豆田边经过,一不小心就看看漏了那个小小的牌子。豆田早已无法辩认。梭罗长满豆子的田地又回复到它的前身,只长甜蜜的野果和好看的花朵,豆苗是过客,它们才是永恒的主人。

       离了豆田深入林地,碰到一条小蛇,三只野火鸡。不知梭罗当年在树林里有没有碰到这种巨型鸟,它们并不怕人,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淡定觅食,头也不抬,让人随意打量它们圆滚滚的侧影和鲜红的脖子。这片林子里很多橡树,脚下总踩着橡子,避也避不开。梭罗的很多食物直接取自森林,似乎不见他有吃橡实的记载。他了解中国的孔孟,不了解中国还有橡子豆腐。



(瓦尔登湖)


       爱默生-梭罗步道的尽头是梭罗在瓦尔登湖边所建小木屋的遗址。梭罗写“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他砍了些爱默生的树做建筑材料,也从村民那儿买些木板、木条、旧砖、钉子、铁片等等,并且一项项详实记录,买材料一共花了28.125元,两箱石灰是2.4元,后面批注“买贵了”,头发是0.31元,后面批注“买多了”。

       从现在用石条和铁链围起来的区域可直观地看出这个房子实在小巧,梭罗说它是个笼子,让他与鸟雀做邻居,不是捕到一只鸟把它关起来,而是把自己关进了它们邻近的一只笼子里。

       屋里烟囱的基础还在,那些巨大的石块是梭罗用双臂从湖边抱上山来的。烟囱是这个房子最浩大的工程,他春天着手建房,到秋天锄完地以后才完成,这个时机倒也合适,再不把生火的地方弄好就该挨冻了,新英格兰的冬天可不是儿戏。有木板房,“露宿”的问题解决了,“风餐”仍是必须,没有烟囱的半年,他的厨房是全露天的,他并不以此为苦,看他自己的叙述,自在得很:“我一大清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 这一种方式我认为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如果在面包烤好之前起风下雨,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凝望着面包,便这样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辰。那些日子里我手上工作多,读书很少,但地上的破纸,甚至单据,或台布,都供给我无限的快乐,实在达到了同阅读《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

       我绕着小屋的地基走了一圈,并没找到一棵巨大的栗子树。爱默生进树林只拿手杖,只有梭罗会在肩上扛一只布袋,手上提根棍子,进山打栗子。他捡地上自然掉落的,也拿棍子敲打,有时爬到树上去摇晃树枝。被鸟雀和松鼠吃掉一半的也收入布袋。一颗栗子,鸟吃一半,他吃一半。梭罗在书里写他的小屋后面有一棵栗树,树荫盖住整个小屋,因为是附近仅有一棵,产量不大,梭罗便把它留给松鼠和鸟雀,自己去远处全是栗树的森林里采集。

       按梭罗的说法,他的房屋最美好的一间是完整保存下来了的,不是地基上的那间,是屋后的小松林。只有尊贵的客人来了,他才会带他们去那里畅谈,仿佛“有一个可贵的管家已经打扫好地板,抹试好家具,一切都井然有序了。”

       新英格兰地区像瓦尔登这样的湖泊星罗棋布,公路绕湖而修,白天不打眼,除非湖岸近在路边,人能穿过一层薄薄的树林屏障看见湛蓝的湖水,晚上就清楚得多了,依然看不见湖,但车行在路上,突然有一段厚白的雾气横亘在路中央,那段路的附近一定是个湖泊。但瓦尔登就是瓦尔登,唯一的瓦尔登。木心写《瓦尔登湖》书是好书,湖一般,不值一看。瓦尔登湖好不好,木心说了不算。我只要路过附近,总会拜访这个湖。湖泊离公路最近的入口有时会显嘈杂,一如所有声名在外的风景,只要偏离核心区一点点,宁静唾手可得。慕名而来的大多数,连沿湖走到木屋处的耐心也没有,他们在入口处拍拍照,玩玩水,便驱车驶离。梭罗住在这里时,每天很早起来在湖中洗个澡,他说这个举动充满宗教意味,是他一天中做的最好的一件事。“黎明带回了英雄时代”,让他觉得自己与自然一样简单,一样纯洁无瑕。泡在水中嬉戏的游人,让人联想不到神圣。瓦尔登于梭罗是一塘圣水,于他们是个澡堂子。

       我第一次来瓦尔登湖,见证了湖边人流滔滔的场面,这没让湖泊给我留下什么坏印象,就像八达岭人满为患怨不得长城。如果将车停在附近的停车场,这个入口是必经之路。停车场旁边有梭罗小屋的复制品,直观展示着屋内的陈设,与书中所述无异。尽管是复制品,仍让人觉得眼见为实。这一次我们把车停在康科德法院的院子里,步行到爱默生故居,从那里出发,走爱默生和梭罗曾经的老路,步行到瓦尔登,先到木屋遗址,再到湖泊。以书中所述和之前所见木屋复制品为参照,见一眼地基便知,烟囱在哪儿、床在哪儿、书桌在哪儿、椅子在哪儿。

       木屋里三张椅子,主人“寂寞时用一张,交朋友用两张,社交用三张。”这三张椅子摆放的地点会变化,看来者何人,谈论何话题。梭罗是有精神洁癖的人。如果是无意义地喋喋不休,或高声讲些康科德的闲话,离得近些,彼此嘘气也无妨,如果室中人言谈富于思想,干净而简洁,椅子得挪开些,以便说话者“动物性的热度和湿度有机会散发掉。”

       梭罗搬到树林,不为隐居,而是要过一种斯巴达似的生活,去掉一切浮饰、非生活的东西,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对于这样的生活,木头才是必须,一切布艺的用品都显得多余。他没有窗帘,他说“除了太阳月亮,没有别的偷窥者需要关在外面,我也愿意它们来看看我。”有一位夫人要送他一张闲置的地席,梭罗没有给它找到合适的位置,也不愿意花他与自然相处的宝贵时间打扫它,他说“我宁可在我门前的草地上揩试我的脚底。罪恶开始前就应该避免它。”桌布更是没有的,坐在新砍伐的松香清透的松枝上吃报纸包着的牛油面包,或者在越橘树下饱食浆果的人是用不上桌布的,若不是因为读书写作的缘故,那张旧桌子也显多余。

       东西少,打扫方式就显得尤其阔绰。梭罗把所有的家具搬到房子前边的空地,在地板上洒水,再洒上湖里的细沙,用扫帚将地板刮干净,再等着清新的湖风把它吹干。他颇有兴致的观赏自己的家具站在核桃树和松树中间,仿佛是它们的同类。这些家具都不愿意再搬回去了,乐意这样悠闲的晒着太阳、吹着风。

       这个自视与一棵松树无异的木屋,仍吸引来往者的注意,当地的农人、伐木工经过,看到梭罗在,就过来跟他闲聊一阵,如果是旅行家(他是瞧不起旅行家的,认为他们游走在生活表层,永远只获取到二手的知识),想看看这个房子和这个住在树林深处的人,不知怎么开口,便装着借口水喝,梭罗用手指湖,说自己是从湖里喝水的,如果需要倒是可以把勺子借给他。有的访客他连照面也没打过。梭罗出去一天,回到家时看到有时候是束野花,有时候是常春藤花环,有时候是写了字的树叶或木片,他知道这些不常进入森林的人常把森林中的小玩意儿一路拿在手里玩,不知什么时候就丢下了,他有兴致还会猜测一翻访客的年龄、性别、性格。这种淡淡的与人的交往,远不如他与一棵树或一堆火的交往有意义。他常常在积雪之中跋涉八英里或十英里,“专为了践约,和一株山毛榉,或一株黄杨,或松林中的一个旧相识。”他在出发之前,会把火烧得旺旺的,添足了柴,几个小时后回来,火炉里仍冒出熊熊火焰,让他觉得出去之后,留下的不是空房子,而是有“一个愉快的管家妇在后面。”麻雀停在他肩上,松鼠抄近路踩了他的脚背,它们把他当成了森林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的湖水退了些,沙滩宽阔,还有一条长长的沙洲露出水面,两个孩子在上面光着脚跑来跑去,两个垂钓者坐在水边,冲锋衣的帽子遮住了脸。一张蓝色的皮划艇颜色与瓦尔登相近,像一道移动的湖水。划艇者是懂得船夫梭罗的人,划两下就把桨抬起来搁船上。梭罗年轻的时候坐在简陋的木船上,随波逐流,打着盹儿,船撞上湖岸了,一睁眼,看命运把他推到了哪一个岸边。

       我沿着沙洲再往前走了一段,在一个小湾的尽头调转头,原路返回。过了那道湾再往前,就是湖泊入口处游泳和洗脚的人群了。




(霍桑的路边小屋)



霍桑又回来了

       1852年霍桑从布朗森·奥尔科特买下莱克星顿街边的房子时,康科德的闲话中流传着,那个性格内向的作家又回来了,也有记忆力好的说那个不爱惜人房子的住客搬回来了,他们家又添了两个孩子了,搬走的时候还只有大女儿乌娜。

       霍桑第一次搬到康科德是在10年前,位于纪念碑路,爱默生的祖父威廉·爱默生牧师亲手建的房子。霍桑与妻子索菲亚在波士顿举行完婚礼后下午搬到了康科德。这个房子里最先住着爱默生一家,威廉·爱默生在独立战争中参加大陆军,刚从家抵达战场就病逝了。爱默生的奶奶后来与康科德牧师艾孜拉·里普利结婚。1811年,爱默生8岁生日的两周前,父亲在波士顿因胃癌去世,奶奶和里普利把几个孩子接到了康科德与他们住在一起。

       霍桑的房东是里普利的长子塞缪尔·里普利。得知一对新夫妇要搬到这个房子里,之前因为艾孜拉·里普利去逝后房子空了一年,久不住人,需要扫洒,邻里的妇女都来帮忙打扫房间,整理花园,其中有露易莎··奥尔科特的母亲和梭罗的母亲。田园荒芜,没有蔬菜,梭罗给他们在房子前面开了一个菜园子作为新婚礼物。这个菜园子现在仍在,由当地一个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种着,所获的有机蔬菜捐给缺少食物的人。我去的时节玉米收获过了,空空的玉米杆枯在地里,南瓜只剩下几个收获者看不上眼的歪嘴瓜,两畦萝卜和蒜苗倒是长得青翠可喜。



(霍桑搬到康科德的时候,梭罗给种了个菜园子)


       霍桑搬了进来,开始了他人生中最欢乐的三年时光。一楼挨着厨房的餐厅也是索菲亚的画室,她有时给人画画装饰房间,以补贴家用。画室的窗户正对着外面的树和草地,仔细看玻璃上有细细的小字,是索菲亚用钻戒刻写上去的,霍桑发现了这一游戏,也加入进来,跟妻子轮流用钻石在房东的窗户上写些短句子。索菲亚喜欢外面的那些树,冬天的冰雪盖在树枝上,她说那些树是她窗外的水晶灯。霍桑1942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前一天梭罗来此与他们共餐,两人相识的时间并不久,但他对梭罗了解得已经称得上透彻,他惊讶于梭罗面对自然时知识之广博和观察之敏锐,“自然待梭罗像对待一个特殊的孩子,对他敞开的很多秘密别人是无缘以见的。”又写较之所谓文明人的生活,梭罗更认同印弟安式的简朴方式。

       房子里有一只鹰的标本,栩栩如生,躲在小客厅角落里一个橱柜上,黑暗中突然看到那双贼溜溜的眼睛,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战争时期哈佛大学搬到康科德,房子原来的女主人塞缪尔·里普利的妻子莎拉自学五种语言,懂天文学,曾给哈佛大学的学生辅导功课。学校搬回波士顿时,实验室落了一只鹰标本在这里。霍桑租下房子,见到这个宝贝喜欢得不得了,赐名朗弗罗。取他的朋友,诗人和翻译家亨利·朗费罗的名字。索菲亚却不喜欢,她觉得无论走到这个房间的什么地方,那只鹰的眼睛总是跟踪着她,诡异得很。霍桑出门时,索菲亚就把鹰藏起来,霍桑回来之后便满屋子找,找到了又摆回去。

       二楼挨着主卧室的一间房是霍桑写作的地方,也曾是爱默生写作的地方。爱默生的第一任妻子艾伦婚后没几年就去世了(爱默生长女取名艾伦是为了纪念她),爱默生几乎崩溃,回到康科德这个老房子里,并开始写作。1834年,他在这个房间写下超验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论自然》的初稿。有趣的是,爱默生喜欢在窗边写作,自然给他激励与启发。而在霍桑看来,阳光也好,树木也好,鸣禽也好,通通都是打扰,于是他背朝窗户,面向墙壁写作。两人性格迵异,一起散步时,也总是爱默生讲,霍桑听。写作室的窗户上也有钻石的刻痕,“纳撒尼尔·霍桑,这里是他的工作室,1943”,“人类的意外是上帝的安排”等等。

       从写作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屋后的康科德河,和北桥——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军和殖民地民兵的首战之地。1775年4月19日,爱默生祖父家的奴隶弗兰克在旁边地里劳作,听到枪声,跑回屋告诉爱默生祖母和孩子们躲避,一家人躲在二楼这个房间,可以清楚的看到战事。索菲亚则写过她在房子里看爱默生、梭罗和霍桑在冬天的康科德河上滑冰,霍桑英姿飒爽,爱默生已经显出老态,其实两人仅相差一岁。不知索菲亚所述是否准确,还是有情感干扰判断的嫌疑,仅从三个人的生平和脾性判断,梭罗应该是技术最好的一个,游泳、跑步、滑雪、溜冰,他样样在行。



(牧师之家后面的康科德河)


       霍桑在这所房子里写下了《美国笔记》和《古屋青苔》,也给这个房子取了一个沿用至今的名字——牧师之家(《古屋青苔》英文原名Moses form an Old Manse,房子至今名为The Old Manse,翻译过后看不出原意了)。霍桑搬进来前,这所房子的男主人威廉·爱默生和艾孜拉·里普利都是牧师。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有《红字》似的阴郁,黑色的花朵已经开始绽放。为出版这本书,霍桑花了75美金。惠特曼为他鸣不平,称美国的出版界对国内的天才作者如此不公平,忽视他们的创作,而追着那些国外舶来的垃圾跑。

       在牧师之家住了3年之后,霍桑和索菲亚毁坏窗户的传言传到了房东耳朵里,加上两人手头并不宽裕,房租时有拖欠,不得不搬回霍桑的老家萨勒姆,他在海关做小职员。萨勒姆就是那个因为猎巫而臭名昭著的地方,阿瑟·米勒据其写了《萨勒姆女巫》,霍桑因为祖上参与过女巫的审判,怀着一颗忏悔和渴望救赎之心写下了《红字》。

       霍桑在萨勒姆住了几年又先后到了雷诺克斯和巴克夏,都没有在康科德的时间愉快,终于于1952年回到康科德,花1500美金买了自己的房子。原来住在这儿的奥尔科特家给房子取名“山边小屋”,霍桑觉得名不符实,改成了“路边小屋”。房子距离爱默生家步行大约10分钟的路程。与爱默生的交际广泛不同,霍桑并没有多少朋友,但仅有的几个亲密无间,比如他用来给鹰取名的亨利·朗费罗,还有美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霍桑一家在“路边小屋”只住了一年时间,1953年,富兰克林·皮尔斯当上美国总统,给他在美国驻利物浦领事馆谋了个差事,一家人搬到英国。富兰克林·皮尔斯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成就的几个总统之一,他解决得一塌糊涂的关于奴隶制和南北分裂的问题,成就了他的下下任——伟大的林肯。总统4年期满以后,霍桑也在利物浦“卸了任”,随后在欧洲游历,直到1860年回到康科德。

       “路边小屋”除了主体建筑,还有个谷仓,现在是访客中心,在霍桑买下房屋之前,是奥尔科特家小姑娘们表演自己话剧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露易莎·梅·奥尔科特在这里写下第一本书《花朵的寓言》,里面的故事本来是为爱默生的女儿艾伦编的。

       客厅里装饰有霍桑从欧洲带回来的大理石,爱默生和梭罗曾是这里的常客。霍桑与爱默生的关系微妙,索菲亚记录,爱默生每次来他们家都要把霍桑带走,散着步接着聊。但爱默生对小说没有兴趣,在日记里写霍桑的创作于任何人无益,霍桑也写他参加讲座毫无收获,爱默生先生演讲的门票最好还是让给别的能从中获益的人。公开场合,二人对彼此不乏赞赏之辞。



(霍桑自己建的天空客厅,右边窗户边是他站着写作的地方)


       在欧洲期间,霍桑旅行到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喜欢当地的塔式建筑,便想在自己的屋顶也修建一个。他在“路边小屋”加盖了第三层,称之“天空客厅”,那里是他的写作室。霍桑高高的写字桌放在窗户边(他站着写作),像他在牧师之家时一样,仍然是背对窗户,尽管窗外风景优美,当时天气好时可以看见远处的瓦尔登湖。这个浪漫的写作间使用率并不高,冬冷夏热,多蚊虫,而且霍桑在此居住的最后4年,健康状况像他的财务状况一样糟糕。




(奥尔科特家的果园之家)


奥尔科特家的小莎士比亚

       1857年布朗森·奥尔科特在莱克星顿大街买下“果园之家”,一家人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居所。之前的30年,奥尔科特家搬了20多次家。这处房产除了有两个18世纪的房子(布朗森后来把它们连了起来),还有12英亩的林地,包括一大个苹果园。“果园之家”由此得名。现在屋旁的空地、门前的马路边曾经都是苹果树。

       在“果园之家”走一趟就像走在《小妇人》里,奥尔科特夫妇是小说中的马奇夫妇,4个女儿安娜、露易莎、伊丽莎白、梅分别对应小说里的梅格、乔、贝丝、艾米。现实中的奥尔科特家比马奇家清贫,布朗森的教职断断续续,姑娘们给人做裁缝、佣人、家庭教师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精神生活却很丰盛。

       布朗森自己是自学的典范,孩子们也都在家上学,只有小女儿梅去过学校。布朗森喜欢在餐厅里给孩子们读书,读的最多的是《圣经》、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姑娘们写日记,父母不仅看,还写评语。母亲曾在露易莎的日记上写“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小莎士比亚”。露易莎爱写剧本,排练后给全镇的小朋友表演。在“果园之家”,小观众坐在客厅里,紧挨着客厅的餐厅是后台,演员们从那里上场。奥尔科特家的女孩子们跟霍桑家的孩子经常一起玩耍,大人之间没那么亲近,霍桑的性格古怪,不可捉摸,布朗森说“没人能跟他说得上话,除非是个意外。”

       奥尔科特家的姑娘最有艺术才华的除了二女儿露易莎还有小女儿梅。梅的早逝,让她并没留下太多作品,住在“果园之家”的时候,有个叫丹尼尔·弗伦奇的小男孩常来家里玩,梅教他用黏土捏东西。小男孩后来成了雕塑大家,林肯纪念堂的林肯坐像,哈佛大学校园的哈佛像等都是弗伦奇的作品。

       布朗森是个开明的父亲,他在有限的家庭条件下尽可能让姑娘们的才华得到施展。露易莎爱写作,他就在她房间两窗之间建了个圆形的小木桌,露易莎文思泉涌的时候在那儿从早写到晚,左手右手换着写。梅爱画画,布朗森允许她在墙上、窗户上等一切梅觉得合适的地方练习。露易莎喜欢猫头鹰,梅在露易莎房间的壁炉上画了只猫头鹰,墙上挂的画作中也有一只猫头鹰。梅的房间窄而长,墙上到处是她练习的画作,主要是天使和圣经故事。要是做游戏也是由着她们的性子来。几个姑娘还小,一家人住在“路边小屋”的时候,一人背个小背包,拿着树枝手杖,将自家楼梯当成“朝圣之路”。

       1862年,美国正值南北战争期间,布朗森已经60多岁无法参加军队,露易莎代替父亲,去华盛顿特区当志愿者护士,第二年年初,因为生病,父亲把她接回去。露易莎将这段经历写成《医院素描》一书。这本书引起了出版人托马斯·尼尔斯的关注,1968年他邀请她写一部200页上下关于女孩子们的书,露易莎本想出个短篇小说集,对这个派给她的活儿没有兴趣,便拒绝了,尼尔斯说先写那一本,短篇小说集以后再说,父亲布朗森也催促女儿接下这个任务,露易莎不情愿地同意。第二年《小妇人》出版,让作者和出版人都觉得意外的是,这本书大获成功。露易莎的境况有点像J.K.罗琳,突然有钱了,还清了家庭债务,还能供梅去欧洲继续学习艺术。

       露易莎终生未婚,也没有明确的恋爱关系的记录。她在1883年的一个采访中说“我几乎可以确信,我女性的身体里面有一个男性的灵魂,我爱上过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却从来没有为一个男人动过心。”他早年在瑞士时遇见过一个年轻的钢琴家维希涅夫斯基,对其倾心,他是后来《小妇人》中劳瑞的原型,弹钢琴、有欧洲背景、爱恶作剧,处处有维希涅夫斯基的影子。梅1879年去世,露易莎把她的女儿露露接过来抚养了8年,直到她去世,露露回到欧洲。

       露易莎一生陪伴父亲,她的生日与父亲是同一天。母亲去世后,父亲睹物思人,不能再在“果园之家”住下去。露易莎买下了康科德主街255号的房子,带父亲搬了过去。梭罗一家曾住在这里,现在这个房子名为“梭罗-奥尔考特”之家。父亲去逝后的第二天,她也随他而去。露易莎曾说:“我从未想过离开,不是害怕,最难是离开你们,即使我身处天堂,也会想家。”

       “果园之家”旁边比主屋高出一点的房子,布朗森最开始取名“山边小教堂”,从1879年到1888年用作他所创立的康科德哲学与文学学校,布朗森自己讲课,组织讨论,还请别的演讲嘉宾。尽管他的教育理念受到争议,教育是他穷其一生的理想,女儿们是他教育出的一些最好的学生。



晨风永远在吹

       爱默生、梭罗、霍桑、布朗森·奥尔科特无数次围坐在某个人家里的书房或餐厅,“各自讲出自己的思想,像把木片晒干那样。”这种群星璀璨的情形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爱默生之墓)


       离开康科德的清晨,我们去了睡谷公墓。沿着“作家山脊”指示牌找过去。最先找到的是爱默生的墓,一块造型奇特的花岗岩,立在妻子莉迪亚和女儿艾伦墓碑的中间。



(梭罗的墓地)


       霍桑、奥尔科特、梭罗的家族墓地在一起。梭罗的墓碑非常不起眼,只刻了“亨利”。来拜访他的人放了一些笔和松果在墓碑附近。梭罗1862年因肺结核去逝,爱默生为他致悼词。(在此之前,肺结核已经先后夺走爱默生的弟弟爱德华和查尔斯,以及第一任妻子艾伦的生命。)两年后,霍桑去世,爱默生为他护送灵柩。

       爱默生在悼词中写没有比梭罗更纯粹的美国人。说他如何具有常识,有着如何丰富的自然知识,如何用科学的方式测量、研究自然,他记录了一些细节,比如爱默生收获了橡子,梭罗教他用水泡一下,就能将好的和坏掉的橡子分开。梭罗徒步,重重摔了一跤,伤了脚,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就是山金草。”他夸奖梭罗坚定的废奴主义主张,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被捕后,梭罗通知全镇的人,他要在周日晚发表抗议演说,共和党委员会和废奴主义委员会都提醒他此举不可取,梭罗回复“我只是通知你们我将要发表演说,并没有征求意见。”关于梭罗在文学和思想上的成就,爱默生没怎么提及。有人批评这篇悼词低估了梭罗。或许在爱默生眼中,梭罗至死都是一个学徒。



(霍桑的墓地)


       霍桑和索菲亚刚搬到康科德的时候,镇上还没有将这块地用作墓地的打算,这个山冈是人们野餐的地方,霍桑夫妇也常来,他们甚至想在这里建一座城堡。霍桑与好朋友富兰克林·皮尔斯去新罕布什尔山中旅行,在酒店里去世。之后索菲亚带家人搬到了英格兰,直到去世,墓地移回康科德已是很多年后的事情。



露易莎·奥尔科特的墓碑


       露易莎·奥尔科特的墓碑躺在松针和橡树叶子中间,写着“美国老兵”的五角星纪念她在南北战争中的工作。

       秋天的睡谷墓地,空气清凉,视觉上却是温暖绚丽,树像直立的华美花束。这片野餐的山林,已经扩张成一个广阔的墓园。时间在此败露了痕迹。梭罗写“晨风永远在吹,创世纪的诗篇至今没有中断,可惜听到它的耳朵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