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察哈尔学会12-11 02:08

摘要: 8月8日,亚细安迎来了成立50周年的重要纪念日,所有亚细安国家纪念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的主题无非有二:一是回顾亚细安过往的50年,有哪些成就及历史经验、教训;二是进一步为亚细安的未来发展谋一个好规划。


8月8日,亚细安迎来了成立50周年的重要纪念日,所有亚细安国家纪念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的主题无非有二:一是回顾亚细安过往的50年,有哪些成就及历史经验、教训;二是进一步为亚细安的未来发展谋一个好规划。



亚细安在过去50年的发展历史中,曾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及面临着不同的地区与国际环境,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亚细安又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性使命与主要任务。时至今,在笔者来看,亚细安已经历经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已经开启第五个历史性发展阶段。

 

亚细安经历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是自1967年至1976年,该历史阶段以这个组织的成立为起点,而以亚细安第一“协调一致宣言”(又称《峇厘岛宣言》)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通过为止点。在这一时期,亚细安在内面临的形势与之前东南亚国家成立的“东南亚联盟”“马菲印多”(Maphilindo )并无多大不同,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等成员国间并不和睦,成员国间种族、宗教与领土纠纷等矛盾不断激化着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

 

而在外,冷战期间东西方的对峙、越战及来自北方“共产主义”的威胁,则显著影响着亚细安成员国的国家安全。因而,对亚细安而言,协调这些成员国间的关系,使亚细安“化干戈为玉帛”及树立起“亚细安国家身份”的意识,成为组织这一时期主要的内部任务,而对外,如何规避冷战大国对峙影响地区安全与确保地区和平、中立则构成关键使命。

 

于是乎,在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爆发“沙巴危机”及经历短暂断交后,亚细安平台的对话沟通作用及其他成员国的协调,产生了显著成效,菲马都认识到“沙巴争议不要破坏亚细安”,“亚细安国家身份”的意识隐隐出现。



此后,亚细安又多次历经成员国间的不睦,但也都总体在沟通对话与协调中获得和平政治解决,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第一“协调一致”宣言的发布,则意味着亚细安在协调成员国间关系方面也累积了不错的经验。这为富有地区特色的“亚细安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而亚细安国家为应对区域安全威胁,则在马来西亚的建议下公布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基本确立了早期的务实“平衡”外交,并在应对越战中开展了初期的区域安全实践。

 

亚细安经历的第二个历史时期自1976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该历史阶段则以中南半岛的又一次混乱及“柬埔寨问题”的产生为开始,而以后冷战时代的到来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为止点。在这一历史时期,亚细安在内面临的地区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成员国间关系的好转及文莱的加入,为亚细安将其成立之初设立的区域经济合作设想付诸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然而,这一时期亚细安在经济合作领域并无太多建树。以“亚细安工业化项目”为例,由于马来西亚、印尼等成员国的冷淡态度,成员国间“说得多、做得少”,立项不少,项目落实却少。而相比之下,这一时期亚细安的主要成就与使命,则集中彰显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亚细安在解决“柬埔寨问题”进程中的区域安全实践,既再度彰显了“亚细安方式”及其相关规范的价值,又见证了亚细安在大国间“游走”技巧的日渐娴熟。最终,正如东南亚学者们深感自豪的,亚细安“不费一枪一弹”令越南撤军及成功解决了“柬埔寨问题”。此时,亚细安的国际声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亚细安经历的第三个历史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3年,该历史阶段以“亚细安共同体”概念的正式提出为止点。在这一时期,亚细安面临的内外环境又再一次出现变化。在内,亚细安的第二次扩容及十国亚细安的形成,使亚细安面临着处理新旧成员国间复杂关系的重要任务;不仅如此,后冷战时代以亚洲金融危机、地区恐怖主义袭击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严重威胁着成员国的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

 

亚细安新成员学习“亚细安方式”及其规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亚洲金融危机对亚细安国家的打击却是突然。危机发生后,亚细安成员国对危机的认识不一,对如何应对危机也认知不一。结果,亚细安在危机发生之初难以积极作为,成员国基本上“各自为战”。


不过,随着亚细安国家不断认识到协调应对的重要性,酝酿多年的亚细安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开始付诸实践,《亚细安2020愿景》随后提出,亚细安内部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的步伐由此走得更快。以此为基础,印尼在新世纪后提出了“亚细安共同体”的概念,并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认可,而美加华蒂甚至认为这是亚细安发展的“分水岭”。

 

而后冷战时代的到来,也为亚细安更好地主导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框架提供了机遇,“亚细安地区论坛”的设立,则意味着亚细安成员国在历经多年区域安全实践与对外政策争论后,基本形成了“亚细安主导”与“大国平衡”安全合作框架,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开放签署,则在很大意义上加强了亚细安在地区合作框架中的“驾驶员”地位。

 

亚细安经历的第四个历史时期自2003年至2015年,该历史阶段以“亚细安共同体”的建立为止点。在这一阶段,亚细安面临的主要任务自然是稳步推进“亚细安共同体”的建设,而“万象行动计划(2004-2010)”、《亚细安宪章》、“亚细安共同体发展蓝图”(2009-2015)、峇厘岛“第三协调一致宣言”与《亚细安共同体建设金边议程》等文件为象征,亚细安成员国在这一进程中付出了有目共睹的努力,并在2015年低调地成立了“亚细安共同体”。



与此同期,亚细安面临的地区与国际形势也在不断演化,中国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地区国际政治与地缘格局,而中美大国间角逐与博弈,日益深刻作用于亚细安及其对外交往,并持续影响着东南亚地区形势未来的发展。

 

在“亚细安共同体”建立之后,亚细安实际上已经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亚细安在内面临的主要任务,无疑是继续深化“共同体”建设,毕竟2015年“亚细安共同体”建立并非“共同体”建设的止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在外,日益演化甚至有所不确定的地区与国际环境是亚细安必须应对的挑战。我们常说,东南亚地区形势基本上由“中国-亚细安-美国”三角关系来决定,而如今中美相互间不断的试探与摸索及角逐的渐趋增强,则要求亚细安在确保自身地区框架“中心性”地位和“驾驶员”角色上拿出更多的努力。

 

鉴于此,亚细安必须在继续深化地区多边合作中融入世界和提升亚细安的国际地位。而在这一进程中,亚细安过往的50年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财富,其中尤其以“亚细安方式”及其规范最值得珍视。

 

我们常说,东南亚地区形势基本上由“中国-亚细安-美国”三角关系来决定,而如今中美相互间不断的试探与摸索及角逐的渐趋增强,则要求亚细安在确保自身地区框架“中心性”地位和“驾驶员”角色上拿出更多的努力。


葛红亮: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亚细安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2017年8月29日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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